“妈妈您经常说我用了你太多钱,要是没有我,你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对不起妈妈,都是我的错,我只能现在让你止损,您不用再给我花钱了,您也不用那么累了。”
9月17日,网传广州番禺一位女中学生跳楼,留下的遗书中这段话,让无数人为之揪心。因为我们都知道,虽然这乍看是孤立的个案,但这一悲剧背后的根源以及这个孩子所承受的痛苦,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这孩子就像“矿井里的金丝雀”,替同样处境的所有孩子,向整个社会传递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。
在这封遗书中,孩子不止一次提到自己“太累了”,“现在孩子的压力也真的是越来越大了,感觉世界上最累的不是上班,而是学习”,“这个世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,但是我已经没力气去做了”。她自责没能做得足够好,虽然老师都说“先苦后甜,读书才有出息”,但她清楚地知道,不是所有人都有出息的,她累了,实在做不到了。
在此值得认真想一想的是: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累?累的原因只是学业太重了吗?
前些年在做教育访谈时,我就发现,很多孩子的“累”,不完全源于学业,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,是缺乏来自父母的支撑。在一代人之前,孩子在学校里累了,回来还有个温暖的家可以放松休息,但现在的“家校共育”模式,往往使得孩子无处遁逃,甚至回家来还要承受父母的情绪压力。
在很多家庭里,倒是最弱小的孩子承担起了情绪劳动:家长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未必是孩子带来的,有时是自己工作不顺心,有时只是恰巧心情不好,又或是对孩子寄予了过高期望,但无论如何,家长可以转嫁压力,只有孩子最无力反抗。这些无法消化的情绪负担,才是真正“心累”。
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:说起来现在谁活得不累?但我们都知道,如果只是工作量,那做就是了,有时甚至都不需要带入情绪,真正累人的还是跟人打交道,那是心累——你累了一天回到家,结果也得不到休息,不但被批评做得不够好,甚至还被各种嫌弃。一个人如果得不到有力的支撑,难免有一天会精神垮塌,何况是孩子。
我一个大学同学曾回忆,他在高考前夕压力极大,每天早晨醒来都莫名烦躁,在家里看到一点不顺心的就要开骂,甚至摔东西,好像不做点什么就要原地爆炸了。幸运的是,他父母非常耐心,从不打骂回去,每天还做好他最爱吃的菜,在家人的包容和食物的宽慰下,他得到了支持和滋养,逐渐平静下来,只要专心应对学业就行了,最后居然超常发挥,考上了重点大学。
这看似简单,其实极难。有这么个故事:一个女孩成绩不佳,妈妈焦虑不堪,求教于教育专家,被告知要少批评、多鼓励。她听进去了。下次女儿没考好,她就忍住没发火,轻描淡写说:“没事,妈妈相信你,下次努力就好。”结果第二次女儿又考砸了,她也还是克制住了;但第三次仍未改善,她终于失控发飙了。看到她这样,女儿反倒也松了口气:“我妈终于恢复正常了。”
不难看出,对这样的家长来说,功利性的结果导向已深入骨髓,所谓“鼓励”和“宽容”只是为了谋求好结果的一个手段,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接纳、赞赏孩子,因而一旦发现目的无法达成,立刻原形毕露。
虽然都说“只有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”,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更常见的其实是相反的:你得够优秀、能达到父母心目中那个“理想孩子”的要求,才有糖吃。对于那些“不成器”的孩子,家长传统的做法就是诉诸愧疚感——“爸妈辛苦栽培你,你这样不成才,怎么对得起我们?”
也就是说,这种“愧疚式教育”,从根本上来说,是想利用孩子的负疚心理,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。这是东亚社会的恩情债务观念和耻感文化的结合:孩子一出生就亏欠了父母的养育之恩,唯有力争上游,光宗耀祖,才能报偿这份债务,如果你做不到,那你不觉得羞耻吗?
有些孩子确实“知耻而后勇”,为了证明自己能配得上父母的爱而不断努力,然而从根本上说,那是相当可怜的,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通过成功来“赢得”父母的爱。
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出现抑郁倾向的“空心病”,其根源就在这里:他们并不快乐,没得到过无条件的爱,因为他们深知“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”,所有付出和努力,都不过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肯定,但父母的期望又是在不断抬高的。
这还是那些优秀的孩子,更多普通的孩子又怎么办?那就更不幸了。
长期接受这种教育,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时,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深沉的负罪感。
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愧疚和焦虑,有的孩子干脆自暴自弃,“做不到就是做不到,我就这样”,代价是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被看作是叛逆的孽子;有的孩子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,或许可以终于不在意父母的期望了,但那种期望的不匹配总是会在两代人之间制造裂痕;还有的孩子最为不幸,他们认同了父母对自己的评价,相信自己没达成父母期望就是无用的、有罪的,由此带来的严重自责非但没能帮助他们成才,反而摧毁了他们的精神支柱。
可悲的是,越是懂事的孩子,此时受的攻击越深。因为他们更敏感地捕捉到家长的情绪,由此而来的自责也更强烈。对孩子来说,最难过的莫过于被父母嫌弃,那是一种失去依靠、彻底无助的可怕感觉。周慕姿在《羞辱创伤》一书中认为,当一个家庭里,“应该保护我、接纳我的人,成为伤害我的人”,而孩子又无法远离父母的羞辱,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,那么他们内心会受到持续的创伤:
“最悲哀的是,在采取‘心理控制’教养方式的家庭当中,常出现:只有父母的情绪是情绪、父母的感觉是感觉,孩子是不被允许有情绪自主性的。于是,当因为一点小事,父母情绪爆发,或是让孩子感觉‘自己不够好,就会失去照顾与关爱’的这些事情,都是‘日常’的时候,孩子就带着这样的创伤长大。”
在这次流传的番禺女中学生的遗书中,最触动人心的一句,就是孩子写道母亲的话:“要不是你,我不会变成现在这样”。因为这意味着,不止是她做了什么让妈妈失望,而是她的存在本身就给妈妈带来了不幸。
电影《蝴蝶效应》就道出了这样一种心理:如果孩子意识到“如果世上没有我这个人,我的亲人会更幸福”,那么自杀从逻辑上说就是一种利他行为。
如果这封遗书是真的,毫无疑问,这一悲剧与那个妈妈错误的教育方式有关,但我们并不想谴责一位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。我们要问:那个妈妈的生活压力又是从哪里来的?
值得注意的是,这封流传的遗书中,竟没有一个字提到爸爸,那个“消失的爸爸”难道没一点责任吗?这封遗书之所以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,也是因为它描绘了无数中国家庭的缩影:女性在家庭结构中被迫承担起许多压力,而有些人又将这种压力传递给了最弱势的孩子。
孩子来到这世上,没有亏欠父母什么,他们唯一真正应该做的,就是做自己;相反,如果为人父母者没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,那是我们亏欠孩子的。